《澳洲史话》
40、土著权益
在欧洲人到达澳洲之前，土著人口估计在30万到100万。1788年欧洲移民开始占领澳洲，逐步从沿海向内陆推进。土著人曾拼死抵抗过，但无法与“文明人”的步枪抗衡。在白人的驱赶，屠杀，和疾病的合力攻击下，土著人口锐减，1911年降至最低点，不足两万。一些人类学家宣布土著人是走向灭绝的种族。但一些年后，土著人口又开始回升，1961年达到10万，1994年达到24万。
屠杀土著人是当年农牧场主和其他一些白人的“民间行为”，并非政府的决策。在1937年之前，澳洲殖民地政府和1901年以后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土著人采取的是“保护政策”，包括建立土著人保留地，引导土著人改变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走向定居，放牧，或独立经营牧场或受雇于白人。但是，每当白人与土著人冲突时，政府和司法部门常常明显的偏袒白人。有许多次，屠杀土著人的白人凶手被送上法庭，但结果却“无罪释放”。
从1937年开始，澳政府开始对土著人采取同化政策（Assimilation),即致力于改造土著人，促使他们接受白人的生活方式。开始仅对白人和土著人的混血后代，从1951年开始扩大到对所有的土著人。不言而喻，“同化政策”假定：土著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是落后的，而西方文明是先进的，土著人应当乐于抛弃落后的传统而溶入白人社会。但事实上，土著人强烈的“抗拒文明”。于是，政府采取策略从教育孩子入手，强制土著儿童上学接受西方式教育。但土著人采取家庭“再教育”，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传给下一代。这种家庭教育的强大影响力使政府又采取措施，把土著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强行分离，集体居住在封闭的寄宿学校，从此这些儿童再也不能和他们的生身父母生活。（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被强行与家庭隔离而被“西化”的土著人自称为“被盗走的一代”，他们愤怒的要求赔偿。）
60年代之后，社会进步使人权思想逐步高涨，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同情土著人。澳洲政府也不断增加拨款，改善土著人的住房，卫生，医疗，教育等条件。1962年，昆士兰，西澳和北领地政府给予土著人选举权。1967年5月27日，澳洲举行了全民公决，90％的澳洲公民支持废除宪法中歧视土著人的条款，同意在人口统计中包括土著人，即承认土著人为澳洲公民。1973年，新当选的工党政府改变了对土著人的“同化政策”，采取让土著人“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政策。1975年，自由党也开始采取让土著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的政策。
1971年，第一次一名土著人内维尔.邦尼特（NevilleBonnet）作为自由党代表当选为联邦参议院议员。土著人在体育上的出色表现也使许多白人刮目相看。比如有数名土著拳击手曾多次取得澳洲和世界冠军，土著人古勒古格（Goolagoog）两次取得温布登网球赛女子冠军。
白人与土著人的和解成了大趋势。但是，对土著人的歧视并没有彻底消除，土著人也绝不会忘记悲惨的过去。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启发下，澳洲土著人的抗议示威活动开始发展。斗争的焦点很快就从反对歧视争取平等转向了索还土地。他们祖辈的苦难就开始于被剥夺土地，如今他们丢失了大部分传统文化的头号原因也是因为没有了土地。于是他们喊出口号“我们不要施舍，我们要土地”。从七十年代以来，土著人索还土地成了全国性的持续运动。
1992年，土著人取得了一次划时代的胜利，这就是震撼全澳洲的“马勃判决”。马勃(Mabo)是一个土著人，他出生于澳洲东北角沿海的小岛上（马瑞群岛）。那里的土著人部落为马瑞母人(MeriamPeople)。1982年马勃在两名白人律师的帮助下向高等法院申诉要求对小岛的所有权。经过整整十年的审理，1992年6月3日高等法院作出两点判决：1。马瑞母人对马瑞群岛具有传统所有权，他们可以占有和使用这些岛屿；2。昆士兰政府在不违反联邦法律的前提下有权力终止这一传统所有权。
第一条判决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突破，它第一次承认了土著人对土地的传统所有权，从根本上动摇了当年英国人占领澳洲的“合法性”。当年英国人认为澳洲是“无人的土地”，英国人是“第一个在此定居占有”。但这次高等法院的判决却推翻了这个基本假定，承认了土著人与土地有传统的联系，有“自然所有权”。推理下去，英国人当年就是从土著人那里强占和掠夺了土地，再进一步，土著人当然有权索还被非法夺走的土地。
几个小岛是一个突破口，它可使千里大堤就此崩溃。所以，马勃判决中的第二条性命攸关，没有这一条，整个澳洲在理论上就都该归还土著人。马勃判决之后，联邦议会又通过了“土著地权法案”：凡属“公有地”，土著人都可以提出“传统地权”的申请或申诉。如果土著人能证明从过去到现在他们的生活一直和那片土地密切相关，他们就可以取得“土著传统地权”。自从这一法案生效，全澳洲许多土著个人和团体对遍布全澳洲的数百处土地提出了索还申请，但至今成功者极少，因为当年许多土著人被从土地上赶了出去，从而失去了与土地的“持续的联系”。
马勃判决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澳洲。白人社会有人忧心忡忡，许多农牧场的土地都是从政府租借的，属于“公有地”。如果土著人把这些土地索还，农民怎么办？矿业公司在公有地上勘探和采矿只需付很低的地税。如果公地变为土著人所有，一切勘探采掘是否能得到准许，要付多少租金，就都成了未知数。1996年，新当选的韩森(Hanson)议员猛烈攻击土著人的“特权”：“为什么有人凭着皮肤颜色不同就能得到其他人得不到的？”“现政府给予土著人特殊照顾，给他们土地和金钱，这是鼓励分裂澳洲”。韩森大喊平等，要求政府取消对土著人的任何“特殊照顾”。韩森的论断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偏执。土著人处于澳洲社会的底层，他们受教育程度低（只有33％能读完中学），失业率极高（30％以上），收入低（1994年60％的土著人年收入低于1万2千澳元），健康状况差，平均寿命比其他澳洲人几乎短20年。雷尼欧兹（Reynilds）教授经过研究指出，土著人得到的社会福利确实高于澳洲其他人的平均数，但这恰恰反映了土著人的“不利处境”，因为与其他澳洲人中最穷的人相比土著人得到的社会福利就几乎是一样的。
对待土著人索还土地的要求，澳洲社会的分歧就更大了。1997年初，最高法院又一次就维克(Wik)土著地权申诉案判决：“土地租约和土著地权可同时并存”。就是说，土地租约不能终止土著地权，而且，正在被租用的土地可以被土著人索还。这一判决又一次引起了全澳洲的激烈争论。澳大利亚陷入了两难：土著人确实是澳洲的原始主人，他们被野蛮的掠夺了，还遭受了血腥的屠杀，难道土著人不可以讨还公道吗？可是，白人移民在澳洲定居已有数代，他们把原始荒野建设成了现代化国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还能被称为家。他们该为祖辈的错误负责么？他们负的起这个责么？再说，矿业和农牧业一直是澳洲经济的支柱，土著人索还土地会不会伤害国家的根本利益？
难题至今还没有解决。但是，有两点事实却不容争辩：第一，土著人能够站起来讨还公道是由于社会的进步，这是澳洲走向更加公正的象征，而并非“丑事”。第二，不管难题多么棘手最终解决的途径必然是双方的和解忍让，因为社会主流是走向更加宽容。历史不可逆转，无论谁都无法回到200年前了。
41、多元文化
除了气候和自然景观，二次大战前的澳洲与英国极为相似。走遍澳洲，除了英语几乎听不到其他语言。每一个乡村小镇都“长的差不多”，你总能在主街道上找到一家皇家旅店(RoyalHotel)，找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杂货店肉店蔬菜店。餐馆里总是晚饭牛排早饭火腿鸡蛋。人们每星期五晚上必吃炸鱼薯条，星期六是体育时间，星期天晚饭吃烧烤，星期一每家的后院里晾满了洗好的衣服。千篇一律，但人们感觉很好，因为这时的澳洲人绝大多数（90％以上）都来自大英帝国（包括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他们就是要在澳洲再建一个英国。当然，这时的澳洲也有几万土著人和不少华人，但他们根本就不算澳洲公民，只是被“容忍”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角落。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百多万美国士兵进出过澳洲。这些热情的美国青年给了澳洲社会不大不小的文化冲击。别的不说，这些美国大兵带走了1万2千多澳洲新娘。二次大战后，澳洲大力吸收移民，英国人优先，其他欧洲人也行。从1947到1969年移民总数200万，其中英国人占42％，南欧人（包括意大利、希腊、土尔其等）25％，北欧人12％，东欧人15％，美国人1％。全部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岛国的移民才5万5千人，仅占1.6%。
50年代的澳洲人可不像今天这样宽容，他们以“同化政策”对待英国以外的欧洲移民，要他们改变自己，接受澳洲的“英式生活”。如果东欧或南欧移民在大街上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澳洲人会极为反感，常常不客气的打断他们，要他们讲英语。尽管如此，这些新移民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城市里出现了意大利、希腊、法国、北欧风味的饭馆。街上流行起地中海风格的服装。新移民多住在靠近城市中心的老旧的小房子里，而且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移民都有各自的聚居区域。但不久却发现移民的孩子们很自然的溶入了澳洲，讲一口地道的澳式英语，最爱吃牛肉馅饼(Meatpie)和热狗(Hotdog)加上西红柿酱，长大之后往往搬出父辈的“民族区”，毫不在意的和“老澳洲人”或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混居。
60年代，特别是越南战争之后，澳洲人的宽容心大大增强了，开始承认各国移民带来的风俗习惯和服装饮食丰富了澳洲的社会生活，他们对英国之外的文化已经从排斥到接纳。对土著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7年之前对待土著人的“同化政策”意味着对土著文化的根本否定。1967年以后工党和自由党－乡村党联盟都先后放弃了同化政策，给予土著人“自主”的权利。这不仅是社会民主的进步，也是对土著文化价值的承认。很多博物馆开始大量收藏土著人的艺术作品和文物。
70年代，以越南难民为发端，澳洲又开始遭受亚洲文化的冲击。亚洲移民的语言、习俗、服装、饮食、直到相貌与澳洲人更加不同。数以十万计的亚洲移民对澳洲社会的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尽管澳洲人此时对英国以外的各种欧洲文化已经可以接受，但对亚洲文化持排斥态度的大有人在。1984年，布莱内（Blainey）教授在一次公开讲演中总结了澳洲社会一部分人对亚洲移民的各种担心：一是大量增加亚洲移民就相对减少了英国和欧洲移民，二是亚洲移民聚居在一起会引发社会矛盾，三是亚洲移民缺少对民主价值的认同，会消弱澳洲的政治制度。他指责多元文化政策将把澳洲变成一个“部落国家”(Nationoftribes)。当然，这只是反对的一方，更多的人对亚洲移民和亚洲文化持宽容和接纳的态度。
多元文化成为政府的官方政策可以追溯到1971年1月，当时的自由党政府总理戈顿（Gorton）在访问新加坡时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澳大利亚正在变成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当时掌管文化事务的部长堂奇泊（DonChipp）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支持这个论点。从此以后多元文化这个词变的越来越常用。1972年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式废除了白澳政策并与亚洲国家加强关系，进一步扩展了多元文化的基础。1977年，自由党政府总理弗雷泽(Fraser)任命盖勃利（Galbally）负责审查对新移民的政策法规。而后，盖勃利在报告中敦促政府进一步强化多元文化政策，应明确移民有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权利。但同时他也强调了澳洲社会保持凝聚一体的重要性。弗雷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多元文化政策更加成熟。它有两方面，缺一不可：一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二是维持社会的凝聚力。没有第一点就是社会的倒退，没有第二点澳洲就真成了乱哄哄的“部落国家”。
1983年又一次上台的工党政府对内进一步巩固了多元文化政策，对外则加紧向亚洲国家靠拢。1989年霍克(Hawke)总理公开倡导成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1年接替了霍克的基廷(Keating)总理更把多元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并把亚洲看作是澳大利亚的希望。霍克和基廷的工党政府不仅把吸纳亚洲移民看作是贯彻种族平等的原则，而且还把亚洲移民看作是与亚洲进行沟通的中介和桥梁，对澳洲经济具有巨大价值。
可是，快速增加的亚洲移民和工党政府“倒向亚洲”的政策也当然会受到传统势力的抵抗。1996年韩森的出现像竖起了一面旗帜，把反对多元文化的力量聚集起来。1996年10月，当韩森的势力把澳洲搅的人心混乱之时，议会中朝野三党（自由党、国家党、工党）全体议员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坚持无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坚持与土著人和解的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在1997年5月的民意调查中发现：有78％的澳洲人支持多元文化政策。
回首望去，从40年代之前的“英式社会”到50年代的多种欧洲文化进入澳洲，再到70年代开始的亚洲文化大规模进入澳洲，变化是多么巨大。尽管时强时弱的反对声从没有停止过，但澳洲社会一步步的走向更加宽容，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平等的对待。仅仅几十年里，一个“纯粹的白澳社会”已经转变为当之无愧的多民族多文化的澳大利亚，这不仅是澳洲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光辉的一章。
42、面向未来
澳洲的现代社会只有200多年的历史，澳洲大陆的变化却是天翻地覆。那辽阔的、曾经只有原始人的荒野上出现了现代农业、牧业、果园、矿山、工厂，和能与世界上任何大都市比美的悉尼，墨尔本…。
才200多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活改变的令人惊叹不已。200年前的英国移民要在海上颠簸几个月半年才能达到这天涯海角的澳洲，然后就望眼欲穿的盼望着“祖国”的音讯。如今，喷气飞机可在一天之内把人送到地球的另一端，坐在家里可以随手抓起电话与远在天边的亲朋好友谈天说地。未来的科技将怎样改变人类的生活，唯一能够准确预测的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有挑战和冲击，就像我们今天已经面对信息时代的“全球趋同化”，“文化灭绝”，面对生物技术带来的“复制人类”，“转基因食物”这样一系列问题。
澳洲经济的主导曾经是农牧业，因此曾被称为“骑在羊背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澳洲又“坐到了矿车上”。1996年，澳洲的旅游收入首次达到140亿澳元，成为最大宗的出口商品。这预示着旅游资源将在21世纪的澳洲经济中扮演头号角色，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更突出的标志出这一转变。几十年来，澳洲政治家们费尽心机的计划和推进经济转型：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导向技术产业经济转化。但由于澳洲国内市场的狭小和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这一转化举步维艰。旅游业的异军突起也许将使澳洲经济再次经历柳暗花明的惊喜。
澳洲的现代社会来源于英国，那个遥远的国家曾长期被视为“祖国和母亲”。当20世纪伊始，澳大利亚以一个基本独立的国家出现，但与英国还保持着千丝万缕“情感上和名义上的母子关系”。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严酷事实才使澳洲人猛醒：他们和远在一万多公里外的“母亲”有着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分歧。二战后的澳大利亚与“母亲”的关系只剩了那么一点名义。在迈向21世纪的前夕，澳洲举行了全民公决：决定是否去掉那最后的一点名义，由早已名存实亡的君主立宪走向彻底的共和制。公决的结果却是否定的。但这并非意味着澳洲人还迷恋过去。倡导共和的人士指出，公决的题目被反对共和的霍华德(Howard)总理“偷换了概念”。澳洲民众面对的并非“是否走向共和”而是“是否接受一个由霍华德本人提出的又被他本人反对的有明显缺陷的共和模式”。就连反对共和的阵营在公决前的宣传中也没敢抬出“英国母亲”，而只是猛攻那个显然不成熟的共和模式。这充分表明澳大利亚走向共和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澳大利亚曾紧紧追随过美国和英国，这并非因为澳洲人缺少独立精神。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确实难于抵御强大的敌人，与美英结盟多少出于不得已。冷战时代的结束终于消除了直接的战争威胁，从而澳大利亚可以实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澳大利亚不能不密切注视着北方的近邻，那些亚洲大国。澳洲的存在与否对她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她们的一举一动却可以实实在在的影响澳洲。中国在21世纪成为足与和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已经不再是疑问，这个超级巨人将深深的影响澳大利亚也是必然的。澳大利亚不能不祈祷，盼望那个巨人是友好、民主和对外亲善的，而不是相反。当澳大利亚宣称她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稳定的中国，这应该是真心话。因为贫穷而又陷于动乱的中国对澳大利亚意味着千百条难民船大举登陆。不仅中国，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战乱马上就让澳洲人想到难民。真正的难民和由贫穷造成的“经济难民”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对澳洲的最大威胁，至少是最大的“外来问题”。澳大利亚不反对接受真正的难民，她的地广人稀不仅使国际社会认为，也使澳大利亚自己承认这是她的国际义务。但澳大利亚也希望难民的进入不会超出她的承受能力，即不致严重冲击澳洲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吸收移民也将继续是澳洲的长期基本国策。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反对移民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尤其当人口逐渐接近2600万时，这是许多科学家根据澳洲情况计算出的“适度人口”。澳洲人口的分布极不均匀，过度的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这使一些资源环境问题已经变的非常尖锐。
200多年里，澳洲社会观念的进步决不亚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种族主义曾经是理所当然，土著人曾被当作动物看待，华人曾被看作是邪恶的入侵者，黄祸曾经是亚洲人的代名词。就在1901年，白澳政策才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仅仅过了几十年，人类平等的观念就压倒了一切，澳洲社会的宽容不仅扩展到了各个种族，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信仰，还扩展到未婚同居，同性恋。1973年，白澳的围篱正式拆除，一个“纯粹的英式社会”很快就变成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澳洲。可是，土著人仍然而且会长期的彷徨在保持传统文化和溶入现代主流社会之间。而主流社会也面对仍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了结历史旧帐，如何改正前辈对土著人犯下的错误。尤其在如何平衡土著地权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方面，目前还只有一个“和解”的原则，而没有一个完美的办法。种族主义大势已去，但还远没有彻底消失。当1996年韩森的大旗竖起，才让人突然发现种族主义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韩森的旗下当然也有并非种族主义的人，韩森势力在一度崛起之后也随即跌入了低潮，但种族主义的残余将长期存在下去也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种族主义当然不是唯一的社会问题。澳大利亚曾一度享有“劳工天堂”“中产阶级社会”的美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力不强的澳洲失去了“黄金时代”，长期的贸易赤字，外债高筑，失业率居高不下。而经济改革措施也同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问题日见突出。这些问题又为现代社会的流行病火上加油：社会暴力，青少年犯罪，毒品泛滥，恐怖活动，黑社会的形成。这些在所有发达国家出现的社会病症一一出现在澳洲，彻底根治几乎是不现实的，目前和将来的努力只能是把这些控制在尽可能的低水平上。
作为“全球村”的一员，澳洲也和所有国家一起面对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环境恶化，人口爆炸，资源日益枯竭，爱兹病和比爱兹病更可怕的疾病的威胁。悲观主义者面向未来忧心忡忡，个别极端分子不时发出世界末日的警告。问题确实是严重的，但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全人类越来越具有和解合作精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会变的更加美好。澳大利亚更有理由保持乐观。她有辽阔的国土，丰富的矿藏，良好的自然环境，几乎没有任何人口压力。这一切，是多少国家梦寐而不可求的啊。
在21世纪里，已经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澳洲人一定会再次向世界宣告“我们是幸运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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