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澳洲人
文：哲夫
澳洲人的“平民意识”随处都可以表现出来。我的朋友孙万国给我讲了两个他亲身经历的、在国人眼里类似“天方夜谭”的故事，让我这个自以为见多识广的人听来也颇为吃惊。
前澳洲工党政府总理惠特拉姆在国际政坛上应算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早在担任在野党领袖时，就曾冲破重重阻力在中澳尚未建交时访问中国，1972年底刚刚就任总理，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同中国建交，仅此一项功劳，就足以让他在政坛上有一席之地。他卸任后受聘为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的教授，这种情况在亚洲国家极为罕见，即便发生了，也无非挂名而已，出门照样前呼后拥，风光依旧；老百姓同样会认同“虎死不倒威”，不敢等闲视之。惠特拉姆可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在国立大学，他同其他职员一样上下班，毫无特权可言。据说有一次上午茶，惠特拉姆因为晚了一点，竟然找不到座位，偏偏他又长得肥硕，对椅子有特别要求，可众人都习以为常，除了打个招呼，丝毫没有让座的意思。最后，惠特拉姆只好在长条桌顶头找了个小凳子用半边屁股坐了下来，来完成洋人们自找的“上午茶”的功课。我想，澳洲人的确好不晓事，此事若发生在中国，即便是退休老干部，也会是前呼后拥，人们会争先恐后打招呼、让座。要知道，惠特拉姆再不咋的，也曾经是国家领导人哪！退一万步说，做人嘛，总得讲究个尊老敬贤吧。
另一个例子似乎更说明问题。亚太研究院前任院长王赓武先生是马来西亚华人，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曾担任过澳中理事会主席。不说在别的地方，起码在亚太研究院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老行尊，研究院的活动当然是坐主席台的首选人物。可在澳洲，谁也不会这么看。据说有一次研究院召开学术会议，王赓武先生来晚了一点，他谁也没有惊动，一屁股坐在门旁边的地毯上听完了一堂学术报告。同是一个王赓武先生，自从当上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之后，居然风光大变。中国人历来讲究“师道尊严”，像王赓武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在香港更是奇货可居。居有深宅豪庭、行有专用座驾不说，据说方方面面都将王先生待为上宾，成天车水马龙，颇多应酬，有时连见老先生一面也殊为不易。门庭森严到如此地步，当然怪不得老先生，整体文化环境如此，入乡随俗，即使饱受西学教育，在香港也是身不由己，自己又能如之奈何？！看来，平等观念的形成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大有关系。
据说着名的林肯在他当选美国总统的那一刻，曾让整个参议院的议员都感到尴尬。因为当时美国的参议员大部分出生名门望族，而林肯的父亲却是个地地道道的鞋匠。可不管怎么说，林肯毕竟在大学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而在澳洲，人们就决不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前工党政府总理基廷就是工人阶级出身，但澳洲人选择他们时毫不犹豫，而他自己也没有甚么出身不好的心理障碍，在任期间，政绩斐然。
澳大利亚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缺乏等级观念的民族。官做得再大，也没甚么了不起，照样是个普通人；从事的工作再低贱，也不会被人轻看，照样过得有滋有味。朋友之间交谈，若说起某人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不去读，却到超级市场当了收银员；谈到某个朋友好不容易熬到博士毕业，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去开出租车；顺便还提到邻居上个月竞选联邦议员，费时费力，结果还是败北，等等，绝对是心平气和，不会一惊一咋。正因为澳洲人自己没有甚么等级观念，任何人不论干甚么，只要是自己的选择，只要符合法律，都是天经地义的，旁人包括朋友在内都不会说三道四，只会为你真诚祝福。
一位在昆士兰州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有一次，昆州教育部长设宴招待一些亚洲国家的教育代表团，宴会的形式是烧烤。来宾到达后，看到部长大人本人穿着便服，在炉灶旁边亲自烧烤并给来宾分发烤炙好的牛、羊排，感到惊奇不已。在场的亚洲各国的教育专家纷纷议论说，这样的情况在亚洲国家根本难以见到，因为一个稍有地位的官员，往往喜欢等所有来宾到齐后，才在随员陪同下最后出场。在中国，当官的摆摆架子，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不摆架子，倒让人觉得反常了。他认为，这个例子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澳洲人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
有人总结说，澳洲社会那种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是因为生性比较随和，脾气比较温驯，为人也比较有耐心，比较与世无争。还有人说，澳洲人之所以强调平等是因为其民族性格是典型的“四不像”，具体表现是“四个不如”不如美国人骄傲，不如德国人自信，不如法国人潇洒，不如英国人严肃，这也许算得上是谈论澳洲平等观念的一家之言吧。
研究澳洲文化的学者对澳洲式的平等观念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英国及其它欧洲国家之所以存在社会不平等，其原因有二：一是世袭的贵族和平民身份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二是财产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经济地位差异。然而，在澳大利亚，这两个因素都不太明显。其一，澳洲的定居者一是刑满释放的前流放犯，二是在英国穷困潦倒而前来谋生的下层自由移民，很少有出身贵族豪门的英国人到澳洲定居，连那些在殖民地和军队任职的人，大多在任期和役期满后返回英国升任新职。殖民地的历任总督也都是平民出身，如第一任总督阿瑟、菲利普，其父只是一个普通的外语教师，其母则是德国移民。因此，在澳洲，不会有人因为自己血统高贵而对他人趾高气扬。由于早期殖民者的社会地位都差不多，所以，他们在新大陆的机会基本上是均等的。他们大多有政府赐予的土地、资金和农具，只要辛勤劳动，大家收入都差不多，因此相互之间也没有太大的贫富悬殊和经济地位差异。再加上被遣送到殖民地的流放犯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命运相同，可以沟通，因此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也没有英国国内那么明显。就连一向桀骜不逊的爱尔兰人，尽管仍然受到歧视和侮辱，但相互平等、和平共处的机会比起英国本土大多了。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作为澳大利亚民族性格一部分的平等观念就逐步形成起来。
因此，澳大利亚人的平等观念虽然脱胎于欧洲思想与传统，但它的表现方式的独特性却需要从澳洲自身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历史学家认为，18世纪50年代出现的“淘金热”是形成澳洲真正的具有特色的平等理念的重大契机。1851年，澳洲东部、东南部和西部相继发现了多处黄金矿藏，几乎一夜之间，各殖民地突然迎来了各国的淘金者。从此，殖民地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社会形态及文化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来澳洲定居的白人移民不再只是英国罪犯和贫民，澳大利亚也不再是英国社会与文化在南太平洋新大陆的延伸。由于具有各种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淘金者涌入澳大利亚金矿区，打破了英国文化大一统的格局，一般说来，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淘金者受过的教育比过去的流放犯和贫民要多，这批人中有工程师、演员、商人、牧师等，为淘金者提供配套服务。这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在澳洲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为主的社会阶层，应该说他们是社会平等思想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英国文学家和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写道：“在人类所进行过的所有疯狂追逐中，淘金热是最疯狂最愚蠢的一种。”虽然如此，澳洲出现的淘金热却使这片蛮荒之地摆脱了象征罪恶和惩戒的严酷形像，一跃而成为希望和理想的实现地。在黄金面前，旧世界那一成不变的可悲生活似乎突然有了改变的机会，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谓的勤劳与财富间的正比关系，放射出“机会均等，公平致富”的诱人色彩，并为淘金热披上了一件理想主义的外衣。随着中产阶级的形成，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意识逐步强化，小资产阶级追求民主、平等的理想，空想社会主义分子创造新文明形态的冲动，在这里都找到了其恰当的表达方式。大量自由移民的涌入，带来了许多新思想，当时不时有人站在树墩上向采金人发表演说，议论采金人受到的各种不平等待遇，所以这些人就被人称为“树墩演说家”。他们是澳洲最早的平等思想的倡导者。
澳大利亚人的平等观念同样要到它作为英国罪犯流放地的历史中去寻找。从作为罪犯而产生的自卑情结到身处蛮荒之地的无奈心理，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为澳大利亚人崇尚绝对平等观念的催化剂。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下面的两个活标本得到一些启示。在澳大利亚人崇拜的本土英雄中有一个叫内德．凯利的丛林好汉，他出身于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血管里流淌着爱尔兰人不畏强暴的反叛之血。澳大利亚的殖民时代同样是“羊吃人”的时代，富人的奸诈霸道、官吏的趋炎附势、穷人的饥寒交迫以及他自己所饱受的世态炎凉从小就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和一批拜把子兄弟组织了一支绿林武装队伍，出没丛林，劫富济贫，为受苦受难的人撑腰出气。他还破坏铁路，抢劫银行，袭击警察局，公开与政府对抗，成了当地贫苦人心目中的英雄。后来在一次与警察交火时，伤重被俘，被处以绞刑。在绞刑架下，内德．凯利慨叹说，人生不过如此！澳洲人认为，内德．凯利尽管行为偏激，结局悲惨，但他对权威的公然蔑视，对社会平等的追求，表达了正义的声音。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接壤的一个小镇里，至今还耸立着内德．凯利的铜像和一座小型的展览馆，时常会有人前往凭吊。这个英雄形像显然不是欧洲文化传统中那种勇敢、成功和胜利的象征，而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澳大利亚人看重的是凯利在面对逆境、失败和死亡而觉得无所谓的坦荡态度，他对生活的幻灭和死亡的承受。这些都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激起了共鸣。失败和死亡不再是一种悲剧性的结局，而成为人生的一种壮烈的行为，是生命的荣耀。这样一来，凯利形像的真正意义就超越了英国绿林好汉罗宾汉和中国的梁山英雄那种单纯的打家劫舍、救护穷人的意义，而成为澳大利亚民族的内在心理特质。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澳洲早期诗人Ａ．佩特森创作的民谣诗《肩囊旅行》。这首以流浪汉为主角的民谣，由于配上苏格兰民歌的曲调，竟然脍炙人口，在澳洲各地广为流传。时至今日，《肩囊旅行》几乎成为每个澳大利亚人都能吟唱的曲子：士兵开赴战场唱这首歌，群众集合时唱这首歌，澳洲电台也以这首歌作为开始曲。近年澳洲政府还特地为他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有人甚至建议用这首歌作为澳洲的国歌。那么，这首歌究竟魅力何在？首先当然是它琅琅上口的韵脚和轻快的旋律；但不仅如此。文化学者认为，《肩囊旅行》之所以在澳洲经久不衰，受人欢迎，主要是因为它蕴含了澳大利亚民族所具有的那种视死如归、对生命存在毫无所谓的心态和精神。将这种格调颓废的歌曲作为国歌，在外人看来似乎极其荒唐可笑，但对澳大利亚人来说，《肩囊旅行》中所描述的生活方式、所推崇的生活态度、所表现的生活结局原本是他们的祖先的早期生活中最自然的一部分。即便是现在，人们也认为与其蒙受屈辱不如一死了之，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合乎情理，而且可歌可泣，作为国歌确实没甚么大不了的。
这两个例子形像地反映了澳大利亚民族心理的两个方面：蔑视权威，强调平等。一方面，由于地位卑微，环境恶劣，澳洲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叛逆心理和对叛逆者的认同和崇拜。面对法律和代表法律的政府骑警，流浪汉嘻笑怒骂，绝不束手就擒；而内德．凯利甚至组织武装与政府军机智周旋；他们都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体现的是一种叛逆和反抗精神。普通澳洲人却对流浪汉和凯利都寄予同情，并不站在政府和权威那一边。这种心态的确说明问题。历史学家罗素、伍德分析说，丛林强盗之所以能得到澳洲公众的强烈同情，乃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民心理机制：澳洲人在争取摆脱自己低微地位的努力中，往往把敢于挺身而出、与政府作对的人视为伟大的英雄，由此来宣泄内心的自卑情感。另一方面，则衍生出澳大利亚人引以为自豪的绝对平等观念。这一观念之深入人心，以至于连那些对自己民族和国家持批评态度的澳洲人也不会对此说三道四。不过，平心而论，澳洲式的“平等”怎么看都有点中国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味道。流行在澳洲人中间的两句俗语比较形像地代表了他们这种思想意识和处世习惯。一是“杰克和它的老板一样强”。这句话听起来似乎还有点自信的色彩。另一句俗语“砍掉长得最高的罂粟花”，则明显有那么一点“我不行，你也不行”的“东方式嫉妒”的影子。不过，虽然二者所反映的思想情趣和追求优越地位的心态迥然相异甚至相反，追根究底，还是澳洲人的自卑心理使之然。因为自认为处于卑下地位，所以希望别人必须和自己一样的心态就益发强烈。
如今，在澳大利亚，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民族心理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机会兴家立业，任何人也不能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生活无忧的澳大利亚人不再为他们卑贱的祖先感到羞愧，相反，他们相互间已变得越来越谦逊和礼让。
在汽车站或火车站，每个人都会耐心地等待上车，没有人会恃强抢先占领座位，许多人还会主动向老弱病残者让座；在邮局、银行和超级市场，每位顾客都会耐心排队等候结帐。这里，甚至雇主和雇员之间也是平等的，通常他们相互之间能平等、友好相处，下班后还会一起到俱乐部玩乐。而各级政府官员、公司老板，甚至军队里的将军都以保持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形像为荣。正因为如此，今日的澳大利亚被世人誉为“人人平等”的国家，澳大利亚人则被称之为“崇尚平等”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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